有好几种组织理论在其概念的提出和检验过程中早已吸收了社会网络的思想和方法。 
比如，组织间协商环境的概念，不仅在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组织间关系的研究中也已得到可操作化处理。所研究的焦点组织在与其他组织的资源交换过程中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环境协商？这可从对该组织所嵌入的关系网络的分析中进行考察。 

实际上，这一思想已经被制度理论家扩展到整个组织领域的研究中，并且提出组织行动者之间在强制、模仿和规范等影响过程中的同构性概念（Dimaggio&Powell,1983）。相关的研究表明，组织对自己在目标和结构方面与其网络伙伴关系保持多大程度的同构性，留有相当大的谈判回旋余地(Oliver,1988)。 

因此，网络视角遂又把战略选择带回到了似有过度宿命论之嫌的生态和制度的观点中。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网络方法和诸如资源依赖理论、权变理论、种群生态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等当代组织理论相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权变理论 
社会网络研究给权变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从网络角度进行的许多令人兴奋的研究都明显地包含有权变的逻辑。比如，有研究发现强联结有利于复杂知识的传递，而弱联结有利于传递更易编码的知识(Hansen,1999)。另一例分析是技术如何因工作场所中社会联结性质的不同而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组织结构（Barley，1990）。 

一种隐含的权变逻辑还存在于以下的分析中：跨越结构洞为什么只给一些特定类型的人（如更多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参见Burt，1992）以及具有特定类型个性的人带来好处（如Mehra，2001）。 

资源依赖理论 
借助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学者得以置身于绝大部分的知识传递和引进的研究中。虽然资源依赖理论强调资源的稳定流动的重要性，但社会网络理论在有关焦点组织应该如何优化其与资源关系伙伴的联结组合的问题上开拓了研究的空间。 

从资源依赖的观点来看，焦点组织同其他组织建立一种相互联结的关系模式的普遍重要性早就得到了承认。在最近讨论生物技术行业中的企业间相互隔离状态的负面影响的社会网络研究中（Powell，1996），我们也发现上述思想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然而，在焦点组织是否建立了外部联结这一问题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该企业所联结的是一组紧密联结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些仅存在市场交易关系的其他企业？近来的社会网络研究已表明，企业如果与一个由既有紧密联结的又有市场交易关系的伙伴企业所混合构成的网络保持一种强联结关系，那么它们往往能更长久地生存（Uzzi，1996）。而且，企业通过构建能迅速收益的互助同盟，能极大地改变它们对环境的依赖（Larson，1992）。 

种群生态学 
种群生态学与社会网络可以在几个有趣的领域相交叠。种群生态学的核心概念，如合法性、竞争和生态位等，都可以运用网络的思想和方法进行考察。 

这一所指的一个企业的合法性是与该企业在市场中的网络联结相关的（Hannan&Freeman，1997；Poldony，1993；Podolny，1996）。 

种群生态学中对竞争的强调，类似于网络中结构对等的思想（Burt，1987）。如奥利弗（Oliver，1998：549）指出的那样，关于组织的种群生态学的思想和网络理论中有关结构对等的组织的思想共享“形式”上共同之处。网络学者们对市场的描述好比是种群生态学对生态位的描述（Burt， 1992）。此外，种群生态学中结构惯性的假说与网络研究中约束的思想也密切相关。 

交易费用经济学 
交易费用经济学或许是社会网络研究者们最喜欢的替罪羊。该理论一直以来受到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持一种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对经理人不利，以及忽视那些独特的组织形式如市场和层级制的混合形式的重要性等指责。 

淹没在这些批评声中的事实是，交易费用方法在理论上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行动者之间的联结即市场交易关系上，因此与网络的逻辑具有内在相容性。 

关于代理理论，也可以做出类似的论断。代理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组合约的组合体，也即一个密布着与供应商、顾客和商业伙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联结的区域。对交易和契约的网络考察有可能从新的角度阐明企业间的关系模式。这种新角度的考察不是聚焦于行动者，而是聚焦于由交易关系或合约关系所形成的互动。 

基于知识的企业观 
社会网络研究也对正在流行的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理论作出了贡献。基于知识的企业观强调，正是知识的积累和应用形成了组织的能力。在这一点上，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帮助解释组织的知识是如何积累和应用的。 

网络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支配创新思想扩散过程或者解释竞争企业间信息可获取程度差异的关系的组合。实际上，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网还构成了一种能力，由此产生了经济租金，并增加了企业的价值（Kogut，2000）。 

网络研究者已对马奇和西蒙所宣扬的把机械式组织中的劳动分工和工作简化作为个体有限理性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复杂的知识并非源自工作的简化，而是来自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个体的社会互动。创新可能存在于“企业、大学、研究实验室、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相交织”的关系中（Powell，1996）。今后更多的研究重点不应放在把工作简化成便于控制的官僚化的常规商，而是应该放在为了促进知识创新而在非正式联结的组织之间建立起基于协同性伙伴关系的协调机制商（Powell，1996）。对企业内部网络和企业嵌入其中的组织间网络的考察，可以使这种基于知识的企业观的理论发展得以丰富。 

（以上资料引自：《社会网络与组织》，马汀·奇达夫、蔡文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原文/来源链接：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6610